术语是思想理论体系最凝练的结晶，是知识内涵的核心载体，是引领学术方向、塑造话语格局的关键支点。当下，中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一场深刻而广泛的“术语革命”，正伴随实践创新的步伐悄然兴起、蓬勃展开，成为破解对西方话语依赖、彰显中国学术主体性、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
这场“革命”的本质是什么？它承载着怎样的时代价值？在各学科领域激荡出怎样的探索火花？又将沿着何种路径走向深入？近日，本报记者深入采访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等多个领域的学者，观察这场静水深流却意义深远的时代性学术演进。
术语革命的本质与价值
“术语的革命”这一概念，自恩格斯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以来，便与理论体系的重大变革紧密相连。在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旭东看来，恩格斯所强调的，正是在思想理论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的过程中，通过核心术语的更新、重构与创造，推动理论内核、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变。马克思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内在机理，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拉瓦锡提出“氧气”概念，推翻了燃素说，开启了化学科学的新纪元。术语革命驱动学科发展的逻辑，跨越时空，一以贯之。
东北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院长田鹏颖认为，对于哲学社会科学而言，“术语的革命”并非仅限于名词概念和范畴的更新换代，更折射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革命性深化，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引擎和基础支撑。
术语与概念有何区别？陈旭东认为，术语是表达和传播专业概念的符号载体，概念则是术语背后的思想单元和知识单元。成熟的知识体系，正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逻辑自洽的术语、概念及其结构共同构成的有机整体。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术语，既具有鲜明的原创性与标识性，又共同支撑起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独特的话语框架与实践范式。
在《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看来，术语的形成与发展，是历史与现实双向互动的结果，进而沉淀为传统、文化和深度交流的重要基础。因此，缺乏基本术语便难以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应简单抛弃或否定当前已通行的术语，也不能盲目回归传统术语表达，而应在现有术语基础上，结合新的伟大实践，推进稳步而坚定的创新。
术语革命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催化剂”。陈旭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典型术语为例认为，该术语将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看似对立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确立了全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撑。
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专职副主任裴亚军认为，原本植根于西方经验和社会发展历程的知识体系，在解释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实践时，日益面临“诠释危机”和“话语赤字”。术语革命正是通过从中国自身经验中提炼原创性、标识性概念，推动符合实际的知识生产，进而将丰富的“中国经验”系统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理论”。陈旭东认为，术语的革命不仅是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也具有鲜明的行动指向。例如，“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术语提出后，迅速带动了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推进绿色转型等一系列政策安排与战略部署。
尤为重要的是，术语革命也是争取国际学术话语权、经济话语权乃至文明话语权的关键环节。陈旭东表示，中国通过提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来讲好中国故事、阐释中国逻辑，有效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单一叙事方式，并尝试为全球发展提供新的概念工具和思想公共产品。例如，“开放型经济”这一术语及其相关阐释，从深化要素流动型开放与推进制度型开放两个层面，有力回应了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冲击。
裴亚军认为，只有构建易于国际社会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话语格局，切实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同时，运用富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民族语言对理论进行阐释和传播，有助于推动自主知识体系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自信与价值认同，使理论真正为群众所理解、所认同，焕发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
学科术语创新百花齐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与之相伴，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立足中国实践、回应时代关切，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的代表性术语，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经济学领域，一系列紧扣发展脉搏的术语相继涌现，并深刻影响着政策制定与实践进程。现代化经济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陈旭东认为，这些术语牢牢立足新发展阶段的中国国情与发展实践，精准回应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挑战，深刻揭示了经济运行的新特点、新规律、新要求，有助于从纷繁复杂的现实现象中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进而形成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术语、新表述的创造尤为活跃，且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伟大”“两个结合”“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术语相继形成。田鹏颖认为，这些术语集中体现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要求与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话语载体和理论标识。特别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术语，突破了以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为唯一参照的认知框架与路径依赖，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的独特优势与多样可能性，为人类文明向更高形态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即便在古代文学这样的传统人文学科领域，术语创新同样展现出蓬勃活力。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罗时进介绍，近十多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深入阐释中国本土文论精髓、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资源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研究方法与问题意识，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术语。在文学史研究中，有“层累”“会通”“兼别”等表述；在文学观念层面，出现了“集体认同”“公因力”等概念；在文体学领域，形成了“文体差序”“汉语性开显”等说法；在文献史料学方面，则提出了“文献集群”；在研究方法上，逐步形成了“返视—重审”等分析范式。诗学研究中的术语创新尤为丰富多样，如“情境诗学”“事件诗学”“日用诗学”“叙事构造”“意象构境”等。随着家族文学、地域文学、文人社团等研究持续升温，“家族裔传”“地域圈层”“文字缘”等贴合本土文学实践与文化生态的新术语相继出现，有力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在术语规范化建设方面，系统性推进成效逐步显现。裴亚军介绍，截至2025年底，经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公布的规范名词已达60余万条，其中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名词近4万条，涵盖经济学、语言学等10个学科领域。“十四五”时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及部分高校的支持下，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名词审定工作持续推进，逐步构建起较为完善的工作体系与规范标准，为自主知识体系的准确表达与有效传播提供了坚实支撑。
既要创新 也要规范
哲学社会科学覆盖面广、分支学科繁多。不同学科术语不断涌现、快速迭代，是否会增加跨学科交流与公众理解的难度？如何在鼓励思想锐度与表达创新的同时，维护学术交流的畅通与知识传承的基本秩序？这些问题正成为当前学界普遍关注的现实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院长臧峰宇谈到，在学术话语表达上，既要看到严肃而深入的学术探索必然会生成意涵丰富、内涵深邃的专业话语，这是理论深化的自然结果；也要认识到在跨学科交流与大众化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努力使深邃的学术思想获得更加清晰、晓畅的表达形式。他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术语为例分析认为，该术语高度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规定性，其内在逻辑涵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整套相互支撑的概念系统，为构建中国自主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提供了宏阔的现实场域与问题空间。
《江海学刊》杂志社社长、主编赵涛认为，倡导术语革命与追求平实、有力的学术语言并不矛盾。推动术语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样的术语，既是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基础上的再创造，也是从鲜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提炼而来的思想结晶，是对中国问题进行中国式思考与阐释的重要成果。相较于那些未经充分消化、略显隔膜的外来术语，这类概念理应更加亲切可感、更具表达张力，也更有利于与实践对接、与大众沟通。
围绕如何在大力推动术语创新的同时，避免陷入滥造概念、堆砌名词的误区，裴亚军强调了规范与审查机制的重要性。他认为，新术语确实能够带来新视角、开辟新境界，但脱离实际、盲目求新等过度创造术语行为，同样可能造成理解混乱与交流障碍。关键在于在鼓励创新与加强规范之间保持动态平衡，其根本指向始终应服务于知识进步与文明交流。概念创新必须紧扣实践需求，术语创造也应遵循学科内在逻辑与语言基本规范。裴亚军进一步强调，术语规范化是一项需要长期推进、难度较大的系统工程，事关国家科技语言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与未来，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其基础性、全局性与先导性作用，构建更加完善、高效、权威的哲学社会科学术语规范化推进机制与工作网络，为这场深刻的“术语革命”提供稳固的制度保障。
锚定实践根基 融通古今中外
以党的创新理论为引领，学术界正在系统梳理和阐释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标识性概念，彰显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日益增强的文化主体性与理论自觉。臧峰宇认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实践进程中逐步生成、不断丰富的，生动呈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传统与现代”“主体性与开放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并以大历史观和实践辩证法实现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综合创新，展现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鲜明哲学品格。当前，中国话语的创造力仍需进一步扎根实践，对现实经验进行系统归纳、提炼与阐发，使自主知识体系的“小逻辑”更加精准地映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大逻辑”，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的哲学自我与思想主体性。
面对时代要求与现实挑战，通过术语革命扎实推进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必须坚持正确方向与科学方法。田鹏颖认为，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应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思想文化的多样性，善于吸纳各类理论资源，在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
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勇于打破学科壁垒是术语革命持续推进的重要支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骆冬青认为，“术语革命”往往源自对学科根基的重新审视与创新思考，甚至可能催生新的交叉学科或研究范式。这要求研究者突破既有的学科边界与固化的思维模式，形成观照世界、解释实践的新视角、新工具，并重新思考文明与学术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
“术语不是凭空臆造，也并非文字技巧的简单展示，而是深入体察实践、系统研究问题后凝结而成的思想成果。”罗时进以闻一多先生对“宫体诗”“四杰”等概念的创造性阐释为例谈到，通览其学术成果可以发现，广博的知识积累、深厚的文本理解力和高度凝练的理论概括能力，是实现精准术语提炼与深刻阐释的坚实基础。这也启示当代学者，唯有沉潜下来、夯实专业根基、不断拓展学术视野，才能在长期而扎实的积累中锤炼术语创造与阐释能力，使每一个新术语都经得起实践与历史的检验。